曾经，凡是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现象和经济理论，都是对的；现在，凡是符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现象和理论，就是对的。
这句话，是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对少数经济学家的批评，他认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是分析问题，而不应该以主义代替分析。
我听了，觉得新闻记者也应是如此。2004年秋天，当我的《拐点: 影响中国未来的１２个月》在台湾出版的时候，我就将林毅夫的这句话，写进了这篇台湾版的序文。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20世纪80年代初，罗大佑唱出了先行一步的台湾，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进程中的失落与彷徨。20年过去了，反观21世纪初叶的中国大陆，问题早已不再仅仅是置身工业化的浪潮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既可看到一个改革中效率毕现的欣欣向荣的中国，也可以看到一个转型中显失公平的隐忧重重的中国。

作为一家志在百年的媒体，确定应该考虑到操作领域的专业化，赋予我们的记者在突发情况下求生和自保的能力。
能在华盛顿见到隗静，的确是件意外的事。

隗静是中国大陆八卦新闻爱好者喜欢的人。她是凤凰卫视驻华盛顿的记者，五六年前，她随同美军报道了伊拉克战争，而后，又嫁给了一个比她大30岁的美国陆军少将。

记者这个职业有什么好处？采访对象能给我们什么帮助？置身于财富和权力之间，我们常常生发虚幻感。如果我们不将采访当作交易，如果我们能够回归记者的职业本位，如果我们懂得“以友为灯，以己为靠”的道理，我们就会觉得，作为记者，作为媒体人，我们从采访对象那里已经得到了很多好处。我们不能太贪心了。

“富豪家的侄子”

我没有与生俱来的江湖兄弟。我像一个乡下来的孩子，怯生生地穿行于京广线两头的新闻编辑部，是新知、故旧和乡贤驱散了我的孤独和怯意。
2000年春节刚过没几天，我拖着一个行李箱，裹挟在潮水般涌动的民工中，挤上北上的火车，孤独地离开合肥。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午后，经由两个寒风中裹紧棉被的保安的指点，我终于摸进了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中国新闻社那栋陈旧的大楼，在一片狭小的办公区域，莫名其妙地开始了新闻江湖的又一段旅程。
安徽的新闻江湖已成快乐的记忆，消失在并不如烟的往事中，眼前是一个看不见底看不到头的新的江湖。
江湖是需要兄弟的。

多数被动离开媒体的人，若干年后都不愿回首他或她曾经的故事。就像我看过的离婚的人，很少有人愿意说起过去的婚姻生活。

岁末年终，送别同事的歌声，又一次唱起。

在专业领域里，你关注的视野越狭窄，你做出精彩新闻的概率就越大。但是，越专业的领域，读者阅读的概率就越小。怎样才能化解这一矛盾呢？
访问美国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安排我们在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院做一个礼拜的访问学者。该大学新闻学院煞有介事地找来一些教授和老师给我们上课，多数课程多数时候很无聊，那一个礼拜中，唯一让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年轻的女讲师。当然，我对这个讲师的兴趣不是因为她是女的，而是因为新闻学院院长介绍她的时候，说她曾经是一个在美国很有名气的科学记者，在自己从业的生涯中得过科学报道的重要奖项。但是，那天特别遗憾，我未能就科学记者的成长路径和她进行讨论，因为我所在的是一个东亚太平洋小组，我不能将自己的兴趣凌驾于其他同行之上，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放下了。
我记得前两年看过一本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书名是《屋顶上的精英》，是一个杂志从业人员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家发明雷达的故事。还有一个人写过一本以纳什为传主的《美丽心灵》，那个作者原来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为了写好数学家的传记，他曾经去某个大学做过一年多的访问学者。
我想，如果我所在的媒体真的力图成为中国新闻界的标杆的话，应该在专业化方面走出更远的路。我记得不久前，有一个同事写了“地震江湖”的报道，然后有一些争议，我想我离这个专业太远了，我无从判断争议的是非。从报社的角度，如果我们希望走出更远、更专业的路，我们就应该在培养专业人才上做些准备。从接近采访对象的角度，我们的记者应该是专业的，起码能够与专业人士对话；从传播给读者的角度，我们的报道应该是通俗化的，起码能让我们的读者看得懂。

美国报界遭遇了冬天，而且不知道春天还有多远。等待暖冬的日子里，有人说: 未来的新闻业可能会成为非营利的公益事业。

美国报界遭遇了冬天，而且不知道春天还有多远。

一个个记录历史的新闻图片，告诉每一个步观者，战争是新闻，爱是新闻，和平是新闻，生活是新闻，死亡是新闻，仇恨是新闻。
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作为新闻系的毕业生，捧着新闻饭碗的我对这些语句早已不再陌生，但是，当看到它们像格言一样铭刻在博物馆的墙壁上，我还是吃了一惊。给我 这个惊奇的是美国新闻博物馆。

我们是记者。我们以采掘新闻为天职。我们传播新闻，让住在小村庄小市镇里的平民像国王一样，享受知道的权利。我们的前辈，用马匹，用驿站，用邮差，用电报电话；我们用传真机，用可视电话，用手机，用“伊妹儿”。采集传播新闻的手段始终在变，不变的是我们作为记者的职责：自由而负责任地传递新闻，让公开、充足、未受污染的信息，驱散密室的阴霾，填平不对称的信息鸿沟，福佑公众。尽管真相永远在他处，我们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我们是记者，不是商人，我们的老板可以和客户讨价还价，我们会因为所在媒体的广告的上涨下跌，而拥有完全不同的福利，但这不是我们贱卖自己的理由。足够的酬劳，完备的合同，的确是我们走向职业化的前提，可收入不是我们出卖公众知情权的借口。我们不是被人用枪逼进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的，我们可以选择做银行家，我们也可以选择福利薪酬更优厚的媒体公司，我们不是终身受雇于哪一家媒体的“包打听”。

2009年6月23日，当我听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修订草案，脑海中立即冒出十年前学习保密法的感受。在我从法律文件上看到“国家秘密”的那一刻，我想到的是电影中的“特务”，亦如情窦初开的小男孩默默猜想的少女的月经，有点神秘，有点恐怖。
   
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以无数像我这样的人民的名义，审议这部规制了我们20年的法律，我想告诉以我等公民的名义进行审议的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们，作为一个非官非兵几乎从不涉密的普通公民，我对修订之后的保密法，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国家秘密不再让我感到神秘，更不能让我感到恐惧。